- 作者: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 出版社: 北京日报出版社
- 阅读日期: 2024-09-04
短评 #
乌格雷西奇用我最熟悉的学科的方式讲述了我近期最关注的地区的流亡史：断裂的国家和语言，虚构的纠缠的网。“去他的语言吧！我们只要说话！”
摘记 #
本书中的叙事者、她讲述的故事、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处境都是虚构的。甚至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也并非完全真实。
母语，那滑腻、诱哄的呼召，也不再吸引我：我不在乎这门专供人误会我的语言
直到身处国外，我才意识到我的同胞们是在用一种只有一半的语言在交流，吞下一半的词语，只发出一半的声音。我感觉到自己的母语是一位语言困难症患者，在尝试用手势、怪相和语调来传达哪怕最简单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我正在这里从头开始学习说话。这事并不容易。我总是在寻找能喘口气的空间，好来处理我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一事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门尚未学会用来描绘现实的语言——尽管现实引发的内在体验可能相当复杂——究竟能不能用来，比方说，讲故事呢？
我当时不是，过去也不曾是任何人的同志；他们也不是学生们，不是孩子们。
海牙有家SM俱乐部，名叫疼痛部，于是我的学生们就管他们工作的情趣用品血汗工厂叫部里。
他们也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对待那个国家。提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时，他们的语气相当谨慎。提到南斯拉夫，也就是现在的塞黑时，则是极大的痛苦。
提起他们都说的那种语言时，所属格代词我们的也很好用（他们中间没有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为了回避之前那个现在已经是“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们只是叫它我们的语言。
他们总能在街上嗅出自己人：诀窍就是他们共同的不幸。
女人远没有男人显眼。她们一直在背景里，却是生活的维系者：是她们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风；是她们做着每天的工作。男人好像没有工作似的；对他们来说，当难民就像当残废。
在阿姆斯特丹，我偶尔会去一家名叫贝拉的波斯尼亚咖啡馆，那里聚集着一批闷闷不乐、紧闭嘴唇的人，来打牌或者看电视。我每次去都会引来人们长时间的注视，面对一个侵入男性领域的女人，他们的眼神里什么都没有表达——连惊讶或愤怒都没有。我会在吧台旁坐下，点一份我们的（土耳其式）咖啡，坐上一会儿，好像在忏悔似的，还会本能地垂下肩膀，以便融入进来。我感觉到他们脸上看不见的巴掌在向我袭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是出于一种模糊的、闻一闻自己一伙儿的愿望，也许吧，我根本不确定自己和他们是一伙儿——或者说，曾是一伙儿过。 ✍️ Bella
我一次又一次听人说：“那不是我的战争！”它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它又是我们的战争。因为如果它不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不会来到这里。因为如果它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也不会来到这里。
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刻，我的品味就开始改变了。现在，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战前我看不上的东西，嘲笑它甜腻得令人恶心的东西，我现在会为它流泪。以正义取得胜利结尾的老电影让我不住落泪。可能是讲牛仔的，或者罗宾汉，或者灰姑娘，或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可能已经把大学里学到的东西都忘了。凡是不能拨动我心弦的书，我都会放下。我没耐心看那些精巧的废话，自鸣得意的文学手法或讽刺——它们恰恰是我当年看重的东西。我现在就喜欢简单，喜欢朴实无华如寓言一般的情节。我最喜欢的体裁是童话。我热爱弘扬正义、勇敢、善良、诚实的浪漫主义。我热爱的文学英雄是，普通人胆怯时他勇敢，普通人软弱时他坚强，普通人刻薄无耻时他高贵善良。我承认战争让我的品味低幼化了：我读小时候看的童书时会落泪——《学徒哈皮查的奇异冒险》《保罗街的男孩子们》《雪中列车》。要是有人在波斯尼亚跟我说，我会爱上讲述游击队员英勇事迹的故事，比方说，布兰科·乔皮奇的书，我肯定会以为他刚磕了药。
流亡状态唤起了各种被深深压抑的孩童的恐惧。妈妈突然间看不见，摸不着了。这就像噩梦一样。我们在街上，在市场里，在海滩上，不管是我们的错还是她的错，我们的手都分开了，妈妈消失到了空气中。我们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敌意的世界，它令人恐惧。我们穿行在人腿的丛林中，巨大的鞋子凶狠地向我们迈过来，我们越来越惊慌……
“流亡途中，你既过早地衰老，又永远长不大——两者是同时的。”
关于期望从课程中收获什么，乌罗什写道：“回去”。从他的用法来看，它的意思似乎不只是从冲击中缓过来、恢复意识、回到生活，还有回到自身，仿佛它预设了一片空间和一个人，他在空间里漫步，寻找着回家的路。
于是，我们看到生命在这里保全了下来，但为此却付出了比生命本身还要高昂的代价。因为保卫、维持生命的力量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于是子孙生来就背上了债务，受到了奴役。这场挣扎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保卫生命的本能，而生命本身早已流失，只剩下“生命”这个空名。苟延残喘者是压抑的，扭曲的，而降世者生来便受毒害，他们的心是病的。人们没有完整的思想和言语，因为他们从根上就被铲断。——伊沃·安德里奇
所谓语言，就是背后有军队的方言。
我提到军队的时候可不是打比方，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背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兵，我们的语言被用来咒骂、羞辱、杀戮、强奸和驱逐。这些语言怀着一个信念开战了：它们之间是不可妥协的。或许，不可妥协的原因正是不可分离。
对他来说，荷兰语意味着自由，而母语则成了负担。
改口音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些人顺从地说起了新话，其他人则噤若寒蝉。有些人将其视为表忠心的唯一途径，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场噩梦。干瘪空洞的套话能让日子变得简单，让长的故事变短。套话就是密语，能抹去说话者的个性，在他身边竖起一道墙。套话是关于不可言喻之事的语言。只有两种选择：诚实地沉默、欺骗地发声。
语言是我们共同的痛，可以呈现出最扭曲的形态。
她在美国各城穿梭，编织着受辱的故事，最后竟然可以拿英文直接说了。她讲啊讲，不停地讲，早已离题万里——就像葬礼上雇来的哭丧农民一样。让自己变成播放悲痛故事的录音带正是她压抑痛苦的方式。
“兄弟姐妹们！”梅丽哈有一天突然喊道，“去他的语言吧！我们只要说话！”
突然间，母语在他们眼中呈现出了全新的模样。民族性更像是一种语言贫血症，言辞的枯竭，抽搐，口吃，赌咒，发誓，或者是纯粹的语言暴力。
南斯拉夫国旗（红、白、蓝！我们永远忠于你！）
“什么博物馆？”他们问道。“哦，它也是虚拟的。就是你记得的、认为重要的一切。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何不抢救出一些你不想遗忘的东西呢？”
国家分裂、战争、对记忆的压抑、幻肢综合征、群体性精神分裂，还有之后的流亡——我敢肯定，我学生们的情绪和语言问题就是这么来的。我们都处于混沌中。没人清楚自己是谁或什么，更不用说想要成为谁，成为什么了。
恶与日常的人造物一样平庸，并无特殊地位。
果我们不首先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应对它。
如果我们不首先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应对它。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尽管这一点都不好笑。大笑是应对看不见的烦忧的一种方式。
《没有时刻表的火车》开启了南斯拉夫电影史上的一系列火车主题影片，直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的《爸爸去出差》中在肮脏的卫生间中发生的残酷恋爱场面。顺便说一句，库斯图里卡是南斯拉夫电影的绝响。
南斯拉夫是个糟糕的地方。人人都撒谎。当然，他们现在也说谎，不过现在每个谎言都要分成五份，一个国家一份。
“你看啊，别太生乌罗什的气，”梅丽哈宽慰道，“巴尔干人的聚会总是会有巴尔干式的结局。”
我想，这就是心碎吧。我都要走了，她还要损我一句。我要抛弃她了，她必须想办法惩罚我。这种事情曾经会让我落泪，但我已经学会自我保护了。它现在就像从鸭子身上滚下去的水。
侨民们展示的纪念品所表达的并非对过往生活或故乡的怀念；恰恰相反，这些物件表明他们并不怀念。心形糖饼、鞋形烟灰缸、达尔马提亚或黑山风格的小帽、手工刺绣和蕾丝、皮质酒葫芦、亚得里亚海海贝，它们是无数个神龛，利利普特国的坟墓，标志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一个明确的选择，以及他们愿意接受这个选择意味着的损失。
每当取得一次胜利，他就会在心里把它献给他自己的、属于他个人的N城。他的成就越大，那座城就越不理会他。它只关心他的失败。它之所以愿意听他的失败，是因为失败确证了它不曾亏待他。
在所有毁灭了南斯拉夫的人——领袖、政客、将军、士兵、恶棍、杀人犯、黑手党、骗子、小偷、流氓——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我有罪。
走出审判庭就像离开一场你不确定死者是谁的葬礼。
更不消说评论家所谓的俄国多余人形象了，比如格里博耶多夫的查特斯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拉弗列茨基，基尔萨诺夫和巴扎罗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契诃夫的伊凡诺夫，还有奥列夏的卡瓦列罗夫。 ✍️ 哈哈 外国文学史复习
许多人过着两条平行线一般的生活：他们将脑海中的祖国投射到暂居的异国，再将投射的影像当作真实的生活。
他们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他们正忙着建造一座座空中楼阁，然后俯视大地，决意去留。当然，我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同样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只是我不忍俯视。我恐高。
在我的国家，伤口是我们的亲属，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爱人。伤就是爱，爱就是痛。
“怎么了，梅丽哈？”“没事。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疯了。我走着走着路，突然就不得不停下来收拾碎片，我自己的碎片。我的胳膊，我的腿，啪！还有我发了疯的脑袋。你都不知道，找到你们我有多高兴。不管怎么样吧，我把碎片粘好，又维持了一阵。我以为彻底粘好了，但又碎了。于是，我再次捡起碎片，像拼图一样把自己拼起来，直到下一次……”
“真言的意思很明白：流亡等于失败——鲍迪耶在森林里游荡时完全是一头雾水；他失忆了——回家等于找回记忆。但是，它还等于死亡：鲍迪耶刚找回记忆就掉进了井里。因此，人类自由的胜利唯独寓于走上两条道路中的一条，或者某种第三条道路中的那个瞬间。为了表现这条内在真理，马茹拉尼奇偏离了题材的套路，写出了一部坏童话。”
但是，他又转过身说：“教授，我就加一条脚注。在文学领域，走向世界的总是男人。走出去，回来，流下浪子的眼泪。女人在哪里？”
尽管我感觉自己只有南斯拉夫故事的正经版权，但在那一刻，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我发自内心地哭了，为了一张虚构的、纠缠的网而哭，它的标签可以随意贴：东欧、中欧、中东欧、东南欧、他者的欧洲。
我在用头撞逝者之墙。我像一名巴尔干地区的哭丧人，我为每一个人的痛苦而痛哭，唯独我自己的痛苦没有声音。
他们是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却死在那里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孩子，因为回家意味着死亡，而留下意味着失败。
于是，我坐在剥落的墙皮之间，我的专业名称同样不可翻译，我的国家顺着接缝处裂开，我的母语变成了三门语言，就像舌头分叉的龙一样。我坐在那里，有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触碰它的来源的负罪感，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触碰它的来源的疼痛感。
“因为当你经历了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情后，只有三种可能：你要么变好，要么变坏，要么像乌罗什那样，用子弹打穿大脑。我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只知道自己躲过了子弹。”伊戈尔曾这样说。
我站在那里，注视着灰色的海和灰色的天，伫立在那里，面对着一堵隐形的墙。接着，我开口说话了，一开始很慢，然后变快，变快，变大声。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面对着隐形的墙，我在风中有节奏地把头往前伸，然后说话。